徐汇区(汉语拼音：Xú huì Qū)境内铁路、航道、立交、高架道路纵横交错，是市中心进出闵行、奉贤、浦东新区、金山、青浦等区和江、浙、闽、赣、皖等诸省的交通要道。 徐家汇是上海市的西南的城市副中心。徐汇区 - 基本概况徐汇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西南部，东与卢湾区毗邻，徐浦大桥与浦东新区连接;西南至虹梅路、虹梅南路、老沪闵路和华泾镇关港村，与闵行区分界;北达长乐路、华山路、兴国路、淮海西路，与静安区和长宁区接壤。全境东西相距7公里，南北相距13公里，总面积54.76平方公里。区境辖湖南、天平、斜土、枫林、徐家汇、田林、虹梅、康健、长桥、凌云、龙华、漕河泾12个街道和华泾镇。境内铁路、航道、立交、高架道路纵横交错，是市中心进出闵行、奉贤、南汇、金山、青浦等区和江、浙、闽、赣、皖等诸省的交通要道。徐汇区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现代生物医药、纳米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区工业电子信息业和生物医药业发展的产业规模。汽车配件制造加工业、化工新材料及建筑新材料制造加工业、钢材及金属制品制造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加工业、轻纺制品加工业已成为区支柱工业。区支柱工业集中了大部分区属优秀企业，发展成熟一批工业小巨人企业，在不同行业显示其示范龙头作用。都市型工业的发展由传统的国有、集体所有制转向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经营领域也从食品加工、工艺旅游制品、服装饰品、印刷包装向钻石加工、铂金制品等其它加工领域延伸发展。加大都市型工业园区的开发、利用和建设工作的力度，以都市型园区建设工作为抓手，综合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发展科技型园区，实现工业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徐家汇商圈内商品销售势头强劲，衡山路、宜山路专业特色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各类专业市场购销两旺，以连锁商业为代表的社区商业发展迅速。繁华的徐家汇商业中心，集中了东方商厦、太平洋百货、港汇广场、汇金百货、市百六店等一批知名商厦，商品琳琅满目，业态错位竞争，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繁荣繁华的标志性区域。美罗、上实一幢幢商务楼宇吸引了微软、埃克森美孚、百胜等众多世界著名企业入驻，形成了万商云集之势。肇嘉浜路商务大道开发紧锣密鼓，IT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雏形初现。流光溢彩的衡山路休闲街、绿意盎然的徐家汇公园、气势恢宏的上海体育城、“巨无霸”的思考乐书局以及柯达、永乐超级影院成为市民老少皆宜的休闲、娱乐、健身、求知的场所。徐汇区科技资源丰富，区域内有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科学院等科研院所118所，国家级新兴技术开发区——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座落区内。徐汇区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三大新兴技术产业。加快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形成了“三区三园”建设布局，即徐家汇科技密集区、大学产业园、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光启园、华泾工业区、华东理工大学产业园。徐汇区徐汇区境内共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等院校10余所。区内集中了中山医院、儿科医院、肿瘤医院、五官科医院等著名医疗机构，每千人病床数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上海图书馆、上海大舞台、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体育场等文化、体育设施和组织都座落在徐汇区。徐汇区素有上海高级居住区之称，区域内有各式花园洋房、公寓2000余幢，名列全市之最。丁香花园、复兴公寓、宋庆龄故居、淮海大楼、武康大楼等采撷了古今中外建筑流派，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建筑历史风情画卷。国内外知名开发商纷至沓来，投身于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中海馨园、万科华尔兹花园、爱建园等一批生态型、智能型新兴住宅小区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增添了住宅文化的现代气息。“住在徐汇”已成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品牌。徐汇区旅游市场日趋活跃，都市型旅游发展初见成效。龙华旅游城一期工程竣工并部分开业。传统的旅游节庆活动日臻成熟，迎新春撞龙华晚钟、龙华庙会、桂花节及衡山路梧桐树休闲日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以文兴旅、商旅结合。徐汇区立足于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抓好做强商贸、房地产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扶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保健品等新兴产业，积极发展都市工业、都市旅游业等都市型产业，使徐汇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中心城区前列，成为繁荣的现代商贸区、舒适的高级居住区、领先的科技密集区、一流的文教优势区，建成体现国际大都市水平、具有上海特点、综合竞争力较强的现代化一流中心城区。徐汇区 - 经济概况徐汇区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有少数外商工业企业。30年代前后，民族资本工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主要是轻工、纺织、食品、造纸等工业，工厂大都设于运输方便的水道肇嘉浜和蒲汇塘沿岸。民国26年(1937年)起，民族工业遭到日本侵略军的严重摧残。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工业一度有所发展，但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美货大量倾销，大批工厂陷入困境。上海解放前夕，徐汇、常熟两区共有工业企业500家，职工2.3万人。绝大多数工厂规模很小，设备技术落后，70%的企业职工人数在10人左右。另有个体手工业达1800户，6100多人，其中手工棉织业859户，为全市同行业总户数的40%。徐汇区科技大厦解放后，通过接管官僚资本和没收隐瞒日敌资产企业等措施，建立国营工业企业。对私营企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定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向他们提供原材料和信贷资金，帮助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1954～1956年，对私营企业主要以公私合营形式分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手工业主要以合作社(组)形式实现合作化。60年代前后，调整工业门类结构，进行经济改组，一批小厂合并联合或并入中型企业，发展电子、仪表等新兴工业和以出口为主的工艺美术工业。与此同时，在里弄生产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街道工厂，区属部门工业也开始发展，区属工业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生产秩序被打乱，由于广大干部职工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工业生产仍有所发展。1978年以后，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留成制度、两步利改税;逐步配套改革，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奖金制度;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在保持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集体经济，适当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建立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在原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的基础上，建立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1990年末，境内共有工业企业646家，职工24万多人，当年工业总产值达114.38亿元，比解放初2.6亿元增长43倍，居全市第三位。解放初以小型轻纺工业为主的格局，已发展成为具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以电子、仪表为主要门类的新兴工业。徐汇区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完成地区增加值75.74亿元，比上年增长14.35%。其中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15.11亿元，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60.63亿元。第二、第三产业结构比例为19.95：80.05。商业、房地产业支柱作用依然明显，商业增加值完成19.95亿元，房地产业增加值完成11.51亿元，分别占地区增加值的26.34%、15.20%。商业发展态势良好。居民消费能级提升趋势明显，汽车、通信类产品以及与住房相关的商品消费进一步扩大。徐家汇商圈实施商品结构调整，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商圈内港汇、东方、六百、汇金、太平洋、汇联等百货业及太平洋、百脑汇等电脑市场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75亿元。社区商业发展较快。徐汇区 - 历史沿革徐家汇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明末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于此建立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和著书立说，逝世后归葬于此。其部分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因地当肇嘉浜和李枞泾两水会合处，故称“徐家汇”，区名由此而得。徐汇区 - 行政区划截至2005年12月31日，徐汇区辖12个街道、1个镇，314个居委会、12个村委会：湖南路街道、天平路街道、枫林路街道、徐家汇街道、斜土路街道、长桥路街道、漕河泾街道、康健新村街道、虹梅路街道、田林路街道、凌云路街道、龙华街道、华泾镇。徐汇区 - 形成发展徐家汇广场为中心的市容发生重大变化，商业网点面积扩大了10倍，区属商业营业总额由1990年的17.59亿元增至94.92亿元。徐汇区区属工业、商业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地位分别上升为第一位和第三位。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速，其规模效益列全市之首。批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316家，协议吸引外资10.34亿美元;内联企业922家，协议吸引外地投资8.44亿元。1995年住房竣工面积133.2万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l.3倍。累计批租土地38幅、34.01公顷，批租收入达8.61亿美元，从而大大加快了旧区改造的步伐。5年共改造旧区面积65.16公顷，有2.4万户居民从简屋陋房迁入设施齐全的新住宅。日晖港经全面整治改造完成，新建的日晖东路已贯通南北。横跨浦江两岸的徐浦大桥已初显雄姿。教育经费明显增长，累计投入近5亿元，新建中学12所。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区的活动中，徐汇区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上海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区优秀区”的称号。以“满意在徐汇”活动为抓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在深入扎实地开展。综观百年来徐汇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既得历代志士仁人共创的中西文化结合之利，又享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推倒三座大山的胜利之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全区人民彻底告别了饱受苦难的屈辱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在全市形成了科技领先、教育发达、人才荟萃的相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科技产业的领先发展，为全区进一步实现小康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全区人民数年的矢志奋斗，取得了“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巨大成就。迄今，作为形象标志的徐家汇商城和广场活动中心，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民营科技企业群，龙华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空中到地下的立体交通景观，以及正在兴建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徐浦大桥、八万人体育场等现代化宏伟建筑，已初展新徐汇的夺目光采。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体制转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尤其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加快人才培育、加强城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如何更坚定地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坚持以民为本、依法治区的基本方针，迎难而上，再创奇迹，仍任重而道远。治本之道在于发展，必由之路在于改革。面对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切实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强化徐家汇商城功能开发，大力扶持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商业、旅游业等支柱产业，充分调动和发挥“第一生产力”在区内具有明显优势的作用，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乃是振兴徐汇的根本之策。英雄的徐汇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按照建设上海城市副中心的要求，满怀信心，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再铸辉煌，以高昂的战斗姿态迎接21世纪的到来。徐汇区 - 主要历史事件华泾杀戮民国26年(1937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傍晚，日军马队七八十人冲进华泾镇(长桥南龙吴路西今华泾)，烧、杀、奸、抢无恶不作，有几名日军直闯吴花村、吴桃生的店铺,逼着他俩交出“花姑娘”。当听到回答没有时，一名日军随手一枪就把吴花村击倒。吴桃生拔脚想逃,另一名日军举起军刀当头就劈，吴满头鲜血挣扎着逃到华泾港边，又被追来的日军用刺刀交叉锯割他的头后，再猛力把他推入河港中，重伤的吴桃生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上水桥石，日军对准他又是一枪，吴终于死于水中。接着，日军又闯进吴老三家，一枪将吴击倒后离去，不一会这批日军折回，见吴还在挣扎，又是一枪，吴老三躺在血泊中惨痛呼号，3天后惨死，其双手指甲因痛极乱扒均已脱落。这天晚上，日军共杀害村民4人，毒打致伤4人，奸污妇女多人。漕河泾大屠杀民国26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漕河泾镇的当天,就一路纵火,乱杀镇上平民,20多人遇难,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害。镇上106弄徐小龙家3口、沈阿囡家4口、杨梦林夫妇、王文才家5口均遭毒手,无一幸免。116弄6号陈裕皋家房屋16间、117弄张伯寿家房屋4间、119号薛惠兰家房屋2间以及陈源和烟杂店、项瑞昌米行、蔡顺记肉庄、一品斋豆腐店等百余间街面房屋、店铺全被焚为灰烬。血染大麦浜民国26年冬,上海西南郊通往市区的交通均被日军封锁,老沪闵路是当时通往市郊的必经通道之一,被日军列为军用线,派巡逻队来往巡查,不准行人接近和经过。逃难者、拾荒者、小商贩为求生计不得不伺机穿越,被日军发现即被扣押枪杀,尸体被抛入老沪闵路东侧的大麦浜。短短几个月,大麦浜内尸体累累,浜水腥红,群犬争食,惨不忍睹。火烧姚家弄姚家弄是张家塘港边的一个自然村,村西的上海中学被日军侵占为兵营后,日军经常闯进附近村镇奸淫掳掠。民国27年6月的一天,3名日军在姚家弄搜淫妇女,村民们恨之入骨拿起锄头、铁搭与之搏斗,当场打死2名日军。事发后,全村村民纷纷扶老携幼外出躲避。翌日,日军数十人荷枪实弹,携带火油,包围姚家弄,19户村民的34间房屋尽被纵火焚毁。同时,日军还包围附近的赵家宅、山家宅,将村民男女老少数十人捆绑后押至姚家弄,用皮鞭毒打,一直折磨到傍晚,日军在敲榨了大量财物后,押了4名村民回营,其中3人被殴打致死,1人致残精神失常。肆虐龙华民国26年11月21日,龙华宅河村乔龙生兄弟俩遭日军毒打,逼令带路找“花姑娘”,乔龙生伺机脱逃,其弟则被日军用刺刀戳穿手掌心,再在掌心穿了绳子,由日军牵着走,受尽苦楚。上海沦陷期间,龙华地区被日军烧毁房屋707间,被杀害平民71人,遭毒打致残、遭奸淫污辱的不计其数,还被掠夺去大量财物。民国33年3月,日军为扩建龙华机场,强行拆除百步桥宅、王家宅等20余村的民房,村民800多户、4000余人流离失所,其中百余户村民觅地另建,其时正值甲申年,为不忘国仇家恨,遂取名为“甲申村”(今天钥桥路南段东侧)。封锁长桥民国31年下半年,日军实行“全面清乡”,在市郊由东向西架起竹篱笆,构筑封锁线。境内从黄浦江起,沿长桥向西一线尽被封锁,长桥也被拆毁。日军除在港口镇设“小检问所”、沪闵路3号桥设“大检问所”由其把关检查行人外,南北交通被阻断。物资供应随之紧张,城乡商品差价较大,不少无业者、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冒生命危险钻竹篱笆,涉水背米贩运,常惨遭杀害。长桥镇居民沈式寰之妻就被日军抢杀在竹篱笆边,赵家塘的沈和尚、吴余郎背米偷越时也被日军发现,惨遭毒打后都被杀于南街。横征暴敛日军警备队、枪部队、2343部队、宫崎部队、宫之首大壮部队等多支日军强驻于境内徐家汇桃园、东华皮棍厂、谨记路马家宅等处,仅民国34年3月26日～4月17日,即强征民夫8145人,被征者要自带应用工具,为日军开筑战壕。日军还强索大量物资,如向德兴旧板厂强索木板108块、大木柱56根等。狂轰滥炸民国26年8月,日本侵略军飞机曾多批大肆轰炸龙华等地。8月18、19日,日机轰炸龙华飞机场及附近村庄,后又扫射黄浦江上难民船,难民死伤无数。9月10日,日机续炸龙华镇,毁房80余间,炸死8人,伤50余人,后又炸死13人。11日,日机9架又向龙华寺投弹30枚,佛门殿宇倒塌,僧人、民众死伤多人。19日日机又向平民投弹,炸死、炸伤多人,龙华镇居民许月宝一家7口3死4伤。枫林桥记事枫林桥系徐汇境内历史桥梁。曾是跨越肇嘉浜南北,联通华界与法租界的通道之一。民国初,桥南侧仅有斜徐、七贤2条泥石路,人烟稀少。本世纪20年代始,陆续在此架桥、筑路、造房,设置衙门。民国16～22年(1927～1933年)曾成为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统治中心。徐汇区 - 主要历史名人阮玲玉，乳名凤根，学名玉英，原藉广东中山，清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阮玲玉，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中山县人，1910年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之后，相继在“明星”、“大中华百合”公司主演近20部影片，所扮演在爱情、婚姻方面屡遭不幸的少女或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此后，她在《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城市之夜》、《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新女性》、《国风》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主角，在这批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下层劳苦群众生活饿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种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形象。这些形象中，有女工、村妇、教员、舞女、妓女、艺人、作家等。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一直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位之震动。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给予她高度赞誉。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然而，这位卓越的女演员婚姻生活十分不幸。1935年，封建恶势力利用有关她的婚姻讼案大作文章，造谣中伤，把一桶桶脏水泼到她的身上。她不堪被辱，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药自尽，时年25岁。阮玲玉之遗书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阮玲王绝笔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后宋庆龄和孙中山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威斯理女子大学。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和1929年被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选为名誉主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回国，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压迫人民的政策。1932年底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者。1933年当选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后联合爱国人士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积极支持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募集医药物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又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福利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50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发言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她当选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981年5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